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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

admin 文化 2019-08-13 11:00:10 巫宁坤   著名翻译家   逝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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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家人消息,著名翻译家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15:20在美国逝世,享年99岁。

  北京时间8月10日15时20分,著名翻译家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,于美国逝世,享年99岁,这一消息来自其家人。

巫宁坤

 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,江苏省扬州人,是中国著名翻译家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。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《手术刀就是武器——白求恩传》、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,以及萨尔曼·拉什迪、约翰·斯坦贝克、克里斯多夫·伊修武德、亨利·詹姆斯、狄兰·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。此外,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《一滴泪》、散文集《孤琴》等。

  在上世纪40年代,巫宁坤就读于西南联大英文系,师从沈从文、卞之琳等人。珍珠港事件之后,巫宁坤选择投笔从戎,为美国援华的“飞虎队”担任译员。1943年10月,他又去了美国,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。

 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,巫宁坤想重返学校完成学业,获得批准后就地复员,次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,他是当时学院中唯一的外国学生。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之后,巫宁坤选择继续深造,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。在芝加哥大学期间,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·S·克莱恩(R.S。 Crane),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· S·艾略特的文艺批评。

  1951年,正在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,邀请他回到新中国,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。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。在收到邀请之后,巫宁坤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,立即下定决心回国任教。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,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,为他整理行装,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“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”。

  回国后不久,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,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。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“右派”,被押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,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《杜甫诗选》和《哈姆雷特》。在随后的几年中,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,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、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。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“保外就医”,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。“文革”开始以后,巫宁坤被关进“牛棚”,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。1970年刚从“牛棚”出来,又被取消职工待遇,下放到生产队劳动。1979年,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“右派”的帽子,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。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。

巫宁坤。

 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:“我归来,我受难,我幸存。”这是巫宁坤1986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撰文《从半步桥到剑桥》时对自己苦难历程的高度概括。该文后来扩展成他的回忆录《一滴泪》(A Single Tear),英文版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,之后也出版了中文版。

  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,巫宁坤对于苦难的经历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,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:

  “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,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。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,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。或许恰恰因为受难,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,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,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,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。”

  我们曾在2005年采访到巫宁坤本人,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故事。在此我们将原文再次推送,以表纪念。

  巫宁坤:和菲茨杰拉德有缘

  采写 | 陈远

  口述 | 巫宁坤

  在西南联大,汪曾祺是大才子

  抗战时期,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。读了两年之后,飞虎队来到了中国,我就去当翻译了。要说翻译生涯,这是最早的,当时口译笔译都做。那时的翻译,相当于秘书的工作:有些信,用英文起草,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,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。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,去的最早。

  更早些,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。当时罗隆基的夫人,在《中央日报》编副刊,那个副刊叫《平民》,她很喜欢我的东西,她说:“宁坤来的东西,我什么都登。”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,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,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。汪曾祺是大才子,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,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,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。

 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,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,去看吧。我们对于英美文学、古典文学的知识,都是这么来的。

 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,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,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,尤其是中译英的。

  1952年,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,我被叫去做翻译。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,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,叫了去,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。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。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,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。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,我,他,还有王佐良。

 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《白求恩传》。翻译完《白求恩传》之后,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《眩》,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,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。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《珍珠》,翻译《珍珠》是因为朱海观,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,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。

《手术刀就是武器:白求恩传》,泰德·阿兰 著,巫宁坤 译,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。

  1956年,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,由老舍接待,当时不知道为什么,也邀请了我。在那个会上,我碰到了朱海观,朱海观抓住了我,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,朱海观当时在《译文》。

  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《珍珠》,1958年2月份在《译文》上发表了。后来的事情很滑稽,一家出版社要出版《珍珠》的单行本,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,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监狱了,完全失去了自由,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。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。

  翻译狄兰·托马斯,“比余光中好”

 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,首先是《白求恩传》再版了,后来我翻译的狄兰·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。1980年3月,我被调回北京。这事说起来也有意思,这时候,我忽然又成了宝贝,大家争着抢我。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,安徽方面不放我走,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,谁敢违抗。

 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:“巫老师,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,我们没有这个本领。你在安徽是这个,”他伸出大拇指,“但是你到了北京,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。”

 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,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。

  1979年《白求恩传》再版时,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。几乎同时,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,他知道我喜欢狄兰·托马斯,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。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,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,就给他写信,我说:“可嘉,你退给我吧,你找佐良翻译好了。”但是可嘉回信说:“佐良是佐良,你的是你的。退给你修改可以,不用不行,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。”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,冒出了一个黄灿然,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《译诗中的现代敏感》,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,灿然说:“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,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。在一般人看来,他的诗难懂,更加难译,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,更是难上加难,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,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。”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,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。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,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,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,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。

  凑合着翻译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

  1980年,我回到北京之后,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,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。《世界文学》(原来的《译文》)又找我翻译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后来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,序言是我写的。

  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是部重要的作品,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,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。《世界文学》找到我翻译的时候,要求的时间很紧,六月份找到我,十一月就要出来,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。

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,弗·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 著,巫宁坤 等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。

  关于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,还有个故事相当好玩。

  我去了美国之后,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《一滴泪》给我写信,说他认识很多作家,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,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,为什么呢?因为我在《一滴泪》中提到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: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,边吃边看一本小说,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:“你在看什么,这么全神贯注?”明星把书递过去,那个人一看说:“哦,这是波兰的,在波兰相当于《乱世佳人》。你怎么看这个?谁推荐你看的?”明星问他:“那我该看什么?”那个人说:“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,那是最好的。”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,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。

 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。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,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。她去做弥撒的时候,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。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,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,吓了我一跳,他指着一个墓碑,跟我说:“最优秀的美国作家。”我跑过去一个看,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,地上有个碑,上面刻的正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的最后一句话。看来,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。

  奥登没有什么架子

  当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,工作比较忙。零零散散地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。其中包括托马斯、伊修武德的作品。伊修武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,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。

 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,在那里待了一年。后来我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,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,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,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,他看了之后说:“你要给我签名啊,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,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《战地行》,奥登写诗,伊修武德写散文。

  奥登我也见过。1945年我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,在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。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,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。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,问我什么时候到,他到火车站接我。奥登没有什么架子,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,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。

  说到翻译,我实在不成气候,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,我“家”不起来。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、王佐良的文笔比较,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。我一看就说,天啊,这怎么好比啊,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,佐良我不敢比,曾祺我更不敢比。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“一事无成两鬓霜”,我已经八十五岁了,真的是老了。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,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,没有稿费,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,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。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。

  巫宁坤翻译诗精选

 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

  狄兰·托马斯

  巫宁坤 译

 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,

 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;

  怒斥,怒斥光明的消逝。

 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,

 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进发出闪电,他们

 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。

  善良的人,当最后一浪过去,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

 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,

  怒斥,怒斥光明的消逝。

 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,

  懂得,但为时太晚,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,

 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。

  严肃的人,接近死亡,用炫目的视觉看出

 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,

  怒斥,怒斥光明的消逝。

  您啊,我的父亲。在那悲哀的高处。

 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,祝福我吧。我求您。

 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。

  怒斥。怒斥光明的消逝。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

  狄兰·托马斯

  巫宁坤 译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

  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;

  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,

  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;

  他们虽然发疯却一定会清醒,

  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,

  虽然情人会泯灭爱情却一定长存;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在大海的曲折迂回下面久卧

  他们决不会象风一样消逝;

 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,

  虽然绑在刑车上,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;

  信仰在他们手中一定会折断,

  双角兽般的邪恶也一定会把他们刺穿;

  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决不会屈服;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耳边啼

  波涛也不会再在海岸上喧哗冲击;

  一朵花开处也不会再有

  一朵花迎着风雨招展;

  虽然他们又疯又僵死,

  人物的头角将从雏菊中崭露;

  在太阳中碎裂直到太阳崩溃,

 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。

  导语作者: 李永博

  正文采写:陈远

  编辑: 李永博 何安安

  校对:薛京宁

责任编辑:谭文娟 SN1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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